装箱人

我是一个装箱人。

我在一家工厂里上班，唯一的工作任务是站在传送带旁，把上面传来的包裹拆开，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扔掉原来的包裹，用自家工厂的黑色包装盒装好原来的东西，然后打包好再放回传送带上。

我每天从早上八点钟一直干活到晚上十一点，大概处理四千来个包裹。这活并不累，有时还会很有趣——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个包裹会长什么样，也不知道拆开会看到什么东西。有时候包裹里放着几块黄色的、发臭的奶酪，有时候放着一沓不知道哪个国家的崭新的钞票，有的时候放着半截不知道是什么动物身上撕下来的带着毛发的血淋淋的肢体，有时候放着一只狗——是的，一条金色的、小小的、活生生的狗在里面！它当时似乎感到非常惊奇的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一条狗上感到了这种情绪），吠叫了两声，还想趁我没反应过来就跑掉，还好我眼疾手快，一把将它抓住，放进了黑色的包装盒里。说来也奇怪，一放进盒子里，它就没了动静。刚来的时候，我也问过领班，那些盒子到底是用什么做的。他听完只瞥了我一眼，说，包装盒就是包装盒，能装东西就行了。至于里面为什么听不到声音，他说，这证明我们的包装质量好。

工厂有三条规矩。第一，不管原本包裹里有什么，都要把它放进黑色包装盒里；第二，不能把传送带停下来，也不许把包裹里的东西带走；第三，黑色包装盒一旦封好，就不许再打开。三条规矩都印在墙上，红底白字，正对着我。我每天抬头都能看见，所以从来没有犯过错。其实也没有什么犯错的必要。那些东西本来就不属于我。奶酪也好，钞票也好，狗也好，装在玻璃罐里的蓝色眼珠也好，贴着邮票、还在收缩舒张的心脏也好，都只是等待重新包装的货物。我所要做的，无非是撕开、取出、丢掉、装入、封好，再处理下一个。做久以后，手脚自然会形成一套秩序。有时候我站着睡着了，醒来时两只手仍在工作，地上的旧包装纸已经堆到了膝盖。我不知道传送带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它到哪里去。它从我左手边墙上的方洞里钻出来，又从右手边墙上的方洞里钻进去。方洞里一片漆黑，和包装盒的颜色一样。传送带昼夜不停地转动，发出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偶尔我会觉得整座工厂其实是一只巨大的野兽，我们站在它的肚子里，那嗡鸣就是它消化时发出的声音。

有一天，我拆开了一个用旧报纸包着的包裹，里面是一只白瓷杯。杯口缺了一小块，杯底积着褐色的茶垢。我觉得它很眼熟，但也没有多想，将它装进了黑盒子。第二个包裹里是一串钥匙。其中一把钥匙的柄上缠着褪色的红绳。第三个包裹里是一件蓝白相间的校服，右边袖口沾着洗不掉的墨水。第四个包裹里是一张三个人的合照。站在中间的小孩眯着眼，左边的女人把手搭在他的肩上，右边的男人板着脸。他们身后的照相馆幕布上画着一片不怎么像大海的大海。我举着照片看了很久。照片里的三个人分明都是陌生人，可我鼻子忽然发酸，像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刚刚被我忘记。

我想把照片翻过来看看，身后的领班却用铁尺敲了敲桌沿。“别让传送带停下来。”他说。我只好把照片装进黑色包装盒。盖子合拢的刹那，我心里那一点莫名其妙的酸楚也消失了。我甚至想不起自己为什么会举着它发呆。接下来传来的东西越来越琐碎：一颗乳牙，一本写满红色批语的作文本，一辆断了轮子的铁皮小车，半张去往北方的火车票，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还有一盘缠乱了的旧磁带。磁带从破裂的外壳里拖出细长的黑色带子，像一把被揪出来的头发。我把它放进盒子时，里面突然响起一个女人模糊的声音。她叫了一个名字。但机器的嗡鸣太响，我没有听清。

晚上十一点，墙上的铃准时响了。往常铃一响，我只需要再打包一两个包裹，就可以下班了。这天送来的是一个人。他蜷缩在透明塑料膜里，膝盖紧紧抵着胸口，像还没来得及出生的婴儿。他和我差不多高，穿着和我一样的制服，胸前也别着一块工牌。塑料膜内侧蒙着水汽，我看不清他的脸，他闭着眼，嘴一张一合，像是在梦中喊什么。我下意识地转过头看向领班。领班站在我的身后，把一只比平常大得多的黑色包装盒放在地上。

我转回头，拿起刀割开塑料膜。里面的人猛地吸了一口气，伸手抓住我的胳膊。他的手冷得像冰。我终于看清了他的脸。那是我的脸。更准确地说，那是一张比我的脸苍老许多的脸。额头上多了几道皱纹，眼窝深陷，嘴唇因为缺水而裂开。他胸前的工牌上印着我的照片和我的名字。姓名下面还有一行很小的字：上一工序。“不要装，”他喘着气说，“我先前也以为只是在装东西。”我愣住了。“所有的东西都被换成一样的盒子，然后送到下一间屋子。下一间屋子还有一个你。它拿走你的东西，拿走你记得的人，最后——”

传送带还在向前。桌上的包裹纷纷跌落，旧报纸、麻绳和塑料泡沫散了一地。警铃尖锐地响了起来，墙上的红灯一明一灭。领班手中铁尺重重地打在我的手背上。我吃痛松手。那个人却还死死抓着我。他盯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很久没有见过的东西——可能杂糅着恐惧、焦虑，和一点点的期待。

我抓住那个人的肩膀，把他按了进去。他挣扎得很厉害。我几乎用上了全身的力气，才把他蜷曲的四肢塞进盒子。合上盖子之前，他仍在看着我，嘴巴一张一合，好像在说着什么。盖子合上后，一切都安静了。奇怪的是，我忽然又觉得那张脸很陌生，仿佛在哪里见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我贴好封条，把盒子推回传送带。它缓缓滑进右侧墙上的黑洞，警铃随之停止，红灯也熄灭了。后面积压的包裹重新有秩序地向前移动，机器恢复了往常低沉而均匀的嗡鸣。

夜班的同事来了。领班在表格上打了一个钩。“今天是四千五百三十七个，”他说，“做得不错。”我向他道谢，脱下制服，准备下班。这时我发现自己的工牌不见了。大概是刚才干活时掉进了哪个旧包裹里吧，我想。不过没关系，明天再补一块就是了。临走前，我回头看了一眼传送带。一个新的包裹正从左边的方洞里慢慢钻出来。它用透明塑料膜裹着，里面似乎蜷缩着一个人。

我本来想提醒夜班的同事，可我忽然记不起他的名字，也记不起自己之前有没有和他说过话。

于是我什么也没说。